世行高级能源专家王晓东谈中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发展瓶颈

来源：东方早报2013-02-24

        目前，世界银行正在上海市长宁区与当地政府合作，准备做一个低碳城市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建筑节能。因为长宁区是商业区，大部分碳排放是从商业建筑来的。

　　“十二五”期间，中国力求实现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降低16%、碳排放强度下降17%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位居榜首，节能服务产业更是被寄予引领整个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厚望。

　　作为市场化的减排机制，合同能源管理(EMC，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ing)被中国政府视为减排利器。2010年，中国政府专门推出了鼓励合同能源管理的相关政策(《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意见的通知》)，从而开启了中国合同能源管理上里程碑式的一年。

　　不过相比西方40余年合同能源管理的经验，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改进。世界银行作为最早向中国引入合同能源管理理念的机构，至今仍活跃在中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的一线，并继续起着引导国内合同能源管理商业模式创新、向中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等作用。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现状如何?发展过程又面临怎样的瓶颈?为此，记者独家专访了世界银行高级能源专家王晓东。

　　王晓东是中国能源效率融资计划(CHEEF)、中国节能测量和验证项目、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CRESP)工作组以及上海低碳城市项目的负责人。她为20多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就清洁能源领域提供建议。

　　“中国用15年走过了美国40年的道路”

　　1996年的时候，世行第一次把合同能源管理这一概念带到中国。到2010年，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的投资已经达到40亿美元。这是什么样的概念?美国是合同能源管理的鼻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其能源管理合同的投资也就是40亿美元到50亿美元的规模。

　　2011年中国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以后，中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还在继续往上增长，而美国的发展已趋于平稳。中国将来肯定是会超过美国的。

　　记者：合同能源管理最早兴起于美国，世界银行将其引进中国。请你介绍下世界银行在合同能源管理这块的整体情况。

　　王晓东：世行和中国在能源合同管理上的合作，有四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在1996年的时候，世行第一次把合同能源管理这一概念带到中国。这是个完全市场化的概念，中国在节能上之前采用的是政府补贴、行政命令控制等手段。

　　用市场的机制，这是一个关键性改变。世行是怎么做的呢?通过我们第一期的项目建立三家EMC公司，这个概念是我们做项目时引进的。这三家EMC公司的发展，好比在中国播下了种子，以后就有很多EMC项目成长起来。

　　但它们面临最严重的瓶颈，就是融资难的问题。做EMC的大都是中小企业，没有很多资产去担保给银行。因此，世行在2002年又做了中国节能项目第二期，给这些EMC建立一个担保基金。同时，世行还在中国建立了EMC协会。这是第二个里程碑。

　　但是，即使提供了担保，节能企业融资还是非常困难。于是我们就从中国的银行入手，从2008到2011年，世行提供了4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这三家银行转贷给工业企业做节能。我是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这个项目正在执行中，还没结束。这是第三个里程碑。

　　2011年是中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发展的一个顶峰，这是第四个里程碑。2011年，中国政府推出对合同能源管理产业的优惠政策。现在节能服务公司做合同能源管理的项目，能获得政府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政策推出后，合同能源管理产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根据合同能源管理协会(EMCA)的数据，15年里，中国从一开始的3个EMC，发展到现在的400多个，发展极快。

　　到2010年，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的投资已经达到40亿美元。这是什么样的概念?美国是合同能源管理的鼻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其能源管理合同的投资也就是40亿美元到50亿美元的规模。也就是说，中国15年来合同能源管理的发展，已达到了美国过去40年发展所达到的水平。

　　2011年中国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以后，中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还在继续往上增长，而美国的发展已趋于平稳，不再有高速增长的趋势了。中国将来肯定是会超过美国的。

    记者：最初三家一起试点的企业现在发展如何?

　　王晓东：世行当时一共提供了6300万美元的贷款和1500万美元的赠款，建立山东、辽宁和北京三家EMC试点公司，即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省节能技术发展公司、山东融世华租赁有限公司(1996年创立之初名为“山东省节能工程有限公司”)。那是世行1998年批准的项目，2006年全部完成。2006年完成的时候，三家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投资总额达到1.8亿美元。这三个公司从1996年成立以来的10多年间，营业额年平均增长37%，净值或企业的价值每年增长5%左右。一期项目总节能量是600万吨标煤。

　　商业模式的演变

　　目前中国的合同能源管理主要有四种商业模式：节能效益分享模式、节能保障型模式、外包模式、租赁模式。其中，最常用的是节能效益分享模式，即节能服务公司帮有节能需求的客户融资、评估、装设备等，然后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与客户共享。这种模式中，比较容易出现节能服务公司融资难的问题。

　　从银行业来说，国内现在基本上有7家银行在节能融资领域很活跃，它们分别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

　　记者：合同能源管理有诸多模式，目前中国的合同能源管理主要有哪些商业模式?

　　王晓东：中国最常用的模式是节能效益分享模式(shared saving)，节能服务公司帮有节能需求的客户融资、评估、装设备等，然后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与客户共享。这种模式中，比较容易出现节能服务公司融资难的问题。

　　第二种是节能保障型模式(guaranteed saving)，有节能需求的客户自己去融资，节能服务公司保证节能量。

　　第三种是外包模式(outsourcing)，比如，节能服务公司从把一个企业的余热余气发成电并负责电厂的运行，再到把电卖给这个企业，整个过程全都由节能服务公司负责。

　　中国最多的是第一种，国外最多的是第二种。

　　在有了第三种模式之后，中国又衍生了租赁(leasing)模式，节能服务公司把设备租赁给节能客户，合同期满后，设备所有权就转给节能客户。现在山东融世华租赁有限公司就开始朝着租赁模式发展了，2011年我们批了1.5亿美元贷款支持山东的节能服务公司。

　　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1000所学校安装屋顶太阳能，世行正在准备为其提供1.2亿美元的贷款。

　　也就是说，一期的三家公司已经由小孩子长大了，但我们依旧在扶持他们，演变不同的商业模式。

　　二期担保项目现在已经结束，一共是2600万美元的项目，其中2200万美元是建立担保基金的。2200万美元的基金为1.4亿美元的合同能源管理作担保，大约是1:7的杠杆，有42个节能服务公司拿到了担保。我觉得意义很大，其中很多节能环保公司因为有了这个担保才第一次获得贷款。第二期总的节能量是2.73亿吨标煤。

　　第三期，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华夏银行的合作比较靠前，三期里有三个项目。有一个是提供2亿美元给进出口银行、华夏银行转贷，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一半，目前已经支付了1.15亿美元，以杠杆的方式，带动了4.62亿美元的投资。这几个项目每年节省170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420万吨。

　　这个减排结果不错，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项目让这两个银行有了节能融资的信心和能力，从原来不知道什么是节能项目，到自己去找项目、评估项目，愿意把节能融资作为他们的业务之一。

　　就企业本身来说，现在节能服务公司也在转型，转向节能保障型。

    记者：我们了解到，世行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也有合作。IFC的项目和世界银行之前的项目有何区别?

　　王晓东：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项目。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项目中，我们提供4亿美元给它们转贷给工业企业做节能投资，我们的项目叫中国节能融资项目(CHEEF)。IFC是世行给私营企业贷款的部门，IFC的项目叫中国节能担保项目(CHUEE)，IFC是为北京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提供担保，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工业企业节能投资等。

　　从银行业来说，国内现在基本上有7家银行在节能融资领域很活跃，除了上述6家，还有招商银行。

　　“实施中有三个大问题”

　　中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实施中有三个大问题。第一个是融资难;第二个是商业上的，钱收不回来，也就是诚信问题;第三个问题，很核心，是技术问题。合同能源管理的收益靠的就是节能量，节能量的测算和确认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企业换一个锅炉，换锅炉之前能耗是多少，换过之后是多少?

　　有些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确认的节能量和节能服务企业报上来的节能量有出入。因此，节能量的确认，在中国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发展是比较快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实施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王晓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是融资难，前面已经说过了。

　　第二个是商业上的，钱收不回来，也就是诚信问题。中国一些企业对服务的概念不是很重视，节能服务公司去给节能客户做诊断，客户不觉得应该为这种服务支付费用。中国很多的节能客户自身难保，其中不少能效很低的企业正是国家要淘汰的。节能服务公司去给它们提供节能服务，由于法律和合同不是很健全，这些企业有时会选择不支付费用。

　　第三个问题，很核心，是技术问题。合同能源管理的收益靠的就是节能量，节能量的测算和确认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企业换一个锅炉，换锅炉之前能耗是多少，换过之后是多少?还有个运行的问题，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运行可能还达不到预想的效率。建筑节能就更别提了，使用者的行为和操作都会影响到节能量，实际节能量可能远没有设计的那么多。

　　记者：现在这三个问题是否有改进?尤其是核心问题，节能量测算。现在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发展得怎么样?

　　王晓东：融资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跟这些银行打交道，对这块比较清楚。中国的银行对风险控制很严，他们最看重企业的信用和抵押，我们建议，做节能服务项目，可用节能量作抵押，根据项目的投资和盈利来做融资，而不是根据公司的资产来融资。从资产融资转到项目融资，这是最大的一个观念转变，国外很多都是项目融资。我们跟浦发银行在上海正在准备一个项目，他们已经做到这种用节能量作为抵押的业务。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突破。

　　我们现在正在上海长宁区准备一个低碳城市的项目，世行的1亿美元贷款是由浦发银行和上海银行来执行的。

　　节能量确认是技术问题，现在中国也比较重视。有些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确认的节能量和节能服务企业报上来的节能量有出入。因此，节能量的确认，在中国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世行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帮助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确定统一透明的节能量计算方法。第二，由独立的第三方来确认节能量。目前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公布了26家第三方节能量审核机构来确认，但由于第一个问题没解决，26家算出来的数据还是不一样。这26家机构是独立的第三方，财政部发放节能补贴前，得先找这26家有资历的单位去做节能量确认。

　　现在，节能量的确认，已经不仅仅是节能服务企业的问题了，而是整个节能工作中很头痛的问题。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就是帮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把这种节能量确认的体系建立起来。此外，26家机构肯定是不够的。

    力推上海商业建筑节能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投资额大概四分之三都是工业上的，国外大部分是在建筑节能上，且大部分是在政府大楼、学校建筑和医院建筑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世行在中国能源这一领域的投入差不多有20亿美元，其中90%是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现在正在准备的上海长宁区低碳城市项目，大部分是建筑节能。因为上海长宁区是商业区，大部分碳排放是从商业建筑来的。

　　记者：在合同能源管理方面，国内国外有什么不同?

　　王晓东：大概有两个。从商业模式上看，中国主要是节能分享型，国外是节能保证型。我看到国内的趋势也开始转变，这个也是国外走过的路。

　　第二个，中国合同能源管理投资额大概四分之三都是工业上的，国外大部分是在建筑节能上，且大部分是在政府大楼、学校建筑和医院建筑上。

　　记者：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

　　王晓东：第一，中国的工业能效水平比国外低，节能潜力比国外大。第二，大多数国外工业企业自己就在做节能，不需要节能服务公司来做节能。而政府楼宇却是节能服务公司的黄金客户，因为他们能效很低，又付得起钱。

　　记者：在这种模式的发展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晓东：政府最主要的角色是给整个节能产业的发展做出清晰的政策引向。中国在节能方面的政策力度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如果没有“十一五”、“十二五”的目标，没有政府出大力量推动节能，就不可能有市场需求。政府在政策上引导，才能打开这一市场。国外，由于楼宇改造比工业改造困难得多，政府就带头做节能改造，让节能服务公司来做节能，但是签订的合同还是商业合同。

　　记者：世界银行未来在中国节能环保这一块儿还有什么计划?

　　王晓东：在过去的十年里，世行在中国能源这一领域的投入差不多有20亿美元，其中90%是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除了我前面提到的节能项目一期、二期和三期，我们在山东还有节能项目。现在正在准备的上海长宁区低碳城市项目，大部分是建筑节能。因为上海长宁区是商业区，大部分碳排放是从商业建筑来的。

　　记者：是跟长宁区政府合作，还是跟长宁区商业企业合作的?

　　王晓东：世行的项目都是跟政府合作的，IFC是私有部门，可以跟公司合作。我们的贷款都是贷给政府的。

　　记者：在评估环保项目的时候，世界银行最注重什么?

　　王晓东：中国每年向世行借款15亿美元。世行在中国的投资是比较有战略性的，比较创新。中国和世行现在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叫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互相学。通过世行贷款，引进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机制。还有就是帮助介绍中国到非洲去合作项目。

　　第二个，在能源这一领域，我们很注重环境的保护，集中在节能、可再生能源和低碳项目。

　　第三个，世行的项目要求在技术上和经济财务上可行，执行机构能力要达到世行的要求，采购、环评社评等要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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